人间家畜牧场(没车没房没锅没灶，裸婚的小大夫盖房、垒墙、养狗，贼竟然光顾了)

曾有过一段郊居的日子，回想起来，也颇有趣。

我是一九七三年结的婚。当时家中只有两间半房子，住着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还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根本没地方安置我，只能自己到外面去租房子。

房子是朋友的妻子在她家后院联系租下的。这是三间土平房，中间开门，对面屋，我们住西头，每月的租金五元钱（到了年底交租金时，房东说：“看你们两口子人挺好，租金就不要了，房盖和墙，春秋两季你们自己抹就行了”）。朋友请来了剧团的美工，把屋内的墙壁刷成了蔚蓝色，上面用抹布滚出了白色的麻花纹，窗子再挂上两片水粉色的布帘，就作了新房。婚后第二天一早，忽见妻子落泪，我问她为啥，她有些凄然地说：“现在连一口锅都没安，我俩以后可怎么吃饭呢？”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结婚前不仅锅灶没搭，就连米面碗筷也没备下。那天，正是从妻子这个“重大的发现”开始，我猛然“醒悟”到，自己的人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从这一刻起，老辈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过日子”，便由此开始了。

第二年立冬过后，我们的女儿出生了，给这个家、也给未来的“日子”增添了新的乐趣。

房子不交租金，等于白住。不能总这么住人家的，于是我决心盖两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所谓成家，除了有老婆有孩子，还得有个自己的窝儿啊。

当时我在医院工作，听说门诊注射室的护士小解家，要把大院套的前半部分卖掉，就到她家去，和她母亲商量购买。最后谈妥，以二百四十元成交。要是现在，这几个钱并不算什么，但当时，我的月薪只有四十几元，妻子三十多元，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个大数目。我们夫妻刚刚步入社会，一下子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东挪西借，仍然凑不够，实在没法子，就把我结婚时父亲送的一块天科诺手表摘下来，卖了一百五十元，好歹算是凑够了地皮钱。说句实话，手表对于一个医生来说极为重要，甚至不可或缺，但当时走投无路，也只好火烧眉毛顾眼前了。地皮有了，要在这块地皮上盖起两间新房子，还得有一笔更大的钱才行。万般无奈，妻子回到娘家，将家中的全部积蓄共计七百五十元都拿了来。钱有了，父亲领我到木材公司选了木料，我又去买了红砖、水泥和沙子，一起都堆放在建房的地皮上。

这里已是城市的郊区了，十分偏僻。小解家的屋后，是一条东西走向的砂石路，直通结核病专科医院的大门（结核病因为属于传染病，所以要远离人口稠密区）。顺着她家的东院墙，沿着窄窄的巷道向南走上百八十米，便是野外了。建材堆放在空院子里，晚上就需有人看管。我穿了件蓝尼面半截皮袄（这是我去大庆引嫩工地当保健医时发放的劳动保护），躺在院里那堆新割的苞米秸上过夜。深秋的夜晚，四周一片冷寂。深邃而又幽暗的天空上，银河斜垂，繁星闪烁。远处，时不时传来一两声狗吠，似乎是在提醒：我离烟火人间并不算遥远。头枕着两只胳膊，我仰望着天空，心想：天上每一个眨着眼的小星星，其实都是一颗比地球大得多的星球，不知上面住没住人。住了人，他们要不要盖房子呢？盖的话，该用什么样的材料呢？而此时此刻，那上面，会不会也有一个人，像我一样，也在屋外看堆儿呢？冷森森的夜空里，他是不是比我更冷呢？

房子三四天就盖了起来。由于原本钱就不宽绰，房子起了框架，还没等全部完工，就已经花光了。结果，外墙既没勾砖缝，里墙也没抹砂灰，裸墙的砖缝之间，里外透着亮，夜间都能看见星光。很快就入冬了。感觉这一年的冬天格外冷，尽管室内支上了火炉，但西墙上还是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霜，电灯一亮，晶莹的墙面上白生生的，银星闪烁，就像童话里的冰屋子。两间房子，只有入户门安了门扇，室内另外的三个门，都只是一个框子，没门扇。天太冷，只好在门框上挂个线毯挡风。当时女儿才两岁，晚上睡觉怕她冻着，只好把她放到那件尼面皮袄里，系上扣子，脚下再盖一条小棉被，度过了那个寒冬。后来女儿一直很耐寒，我想，是不是和她自幼经历过这样的严寒有关系呢？

转年春天，我原来的房东卖了他的老房子，也要盖新房，没地方住，就搬到我家来了。我们赶紧把有火炕的东屋腾出来，让他们一家人住下，我们则在西屋安了一张双人铁床。

天渐渐暖和起来，日子似乎好过了一些。

在这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边偿还岳父家的债务，一边省出些钱来，零打碎敲的，继续修建房屋——因为还有许多未竟的工程。

新房虽说建得极普通，但也有两个让我得意之处：一是在西屋“客厅”的南窗左侧、与走廊间隔的墙壁内，镶嵌了一个铁书架，一米半宽，一人多高。书架是求工厂里的朋友用废旧铁皮和空心扁管一节节焊起来的，刷上枣红色的油漆，外面挂上一块布帘，很美观，也很实用。我在书架前靠窗的地方，放了一张书桌，看书写字，光线很好。二是厨房的碗柜，要比别人家的大了很多。当时因为缺少木料，做不成木头碗柜，我就在间隔厨房的玻璃窗下面，借用下半截砖墙，砌出来一个龕框，里面抹上水泥，外面安个上下采口的木方框，装上两扇胶合板拉门，就成了砖木结合的厨房碗柜。柜上的平台可以摆放东西，柜内收纳碗筷和饭盆、炊具，既节省了木料，又不占用厨房的空间，让妻子很是满意。

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邻居们便都知道我是医院的大夫了，于是不分白天黑夜，也无论星期礼拜，经常有人来敲门，找我去给他家孩子大人看病。找得最勤的，是前院一家姓张的——他家有个姑娘患了癫痫病。

“李大夫，快去吧，我家孩子又抽了……”张婶儿跑进门来，上气不接下气的说。我忙拎过听诊器，跟着她跑去。因为没有任何辅助仪器检查，我无法确定癫痫发生的原因，只能对症处理。我给打了冬眠灵、异丙嗪，姑娘渐渐的停止了抽搐。我坐在她家的炕沿上，对张叔说：

“得领她到医院去做个全面检查，查找一下引起癫痫的病因，才好根治。”

张叔叹了一口气：“唉！咋没查呀，哈尔滨几家大医院都看了个遍，也整不明白啥原因，光说是癫痫。”

“癫痫分两种，有原发的和继发的。如果查不出其它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原发性癫痫。”

“嗯，人家也这么说！”

“原发性癫痫会经常发作，我可以给她准备点冬眠灵、异丙嗪和水合氯醛一类的药，放在家中备着，什么时候她犯了病，你们喊我一声就行……”我又给讲了半天抽搐发作的时候，家人应该注意的事项。

直到后来我搬了家，那姑娘的病仍然未能痊癒。

我家对门的邻居姓代，在远郊一家畜牧场上班。老代的媳妇待人很实在，我们两口子要是都有事的话，就可以将孩子寄放在她家，如果是临时出去，连门也不必锁，告诉代大嫂一声，她就会坐在自家门口，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给看着门。

后来，我家后院小谢的母亲卖了房子搬走了，又搬来了一户姓王的，和我家很快处得就跟一家人似的。我们的女儿也成了他家的常客。他家有个叫俊杰的姑娘，学摄影，三天两头便把我女儿抱过去，带着她玩。我的女儿成了她的小模特，照了很多照片。

过日子总是离不开这样那样的琐事，特别是新建一处住宅，活计自然格外多，叉院墙，搭狗窝，棚仓房，挖菜窖……一样接着一样，都得自己动手。叉院墙得用很多黄土，开始我用土篮往回挑，后来借了一辆手推车，到南面百米开外的野地里去挖，一车一车往回推。有了土，还要有穰角，就从市场买回来那种用机器轧得实实成成的“大个草”，使旧菜刀一点点剁碎了用。院墙只能趁休班时叉，一天两天是根本叉不完的。有一天休班，正赶上刮大风，天都被刮黄了，到处尘土飞扬。但活不能耽误。我力气小，端一“洋叉”泥，得咬紧了牙关，才能扣到墙头上，然后两侧刷齐，再端下一叉泥，跟小燕磊窝差不多。人家说：“脱坯打墙，活见阎王”，对我这么个瘦弱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一连干了好多天，才终于叉好了一圈院墙。

最惨的是挖菜窖。当时，兴一种直桶式的土窖，口小底大，深约四五米。这种窖，挖深了，就得在窖口横放一根扁担，拴好绳子，人抓住绳子，蹬着洞壁，一点点竖下去。挖出来的土，装进“喂的罗”（俄语。小水桶）里，由上面的人拉上去倒掉。一天，我在窖底挖了半晌土，抓着绳子从里面爬了上来，要帮妻子把屋内的一个木箱子放到高处（因为重，她放不上去）。结果，弯腰一搬，突然感到腰痛难忍，我咬着牙搬起木箱放好，然后一头倒在炕上，便不能动了，连上厕所都需要有人搀扶。我让妻子去医院请了假，在家休息。妻子不能不上班，只好将女儿、儿子放到家中照顾我。女儿那年已经五六岁了，她一边带着弟弟玩，一边给我当“小支使”。我躺在火炕的南侧，炕北侧贴着墙，并排摆放了一对木箱，箱子上面是被垛。两个孩子玩着玩着，把被垛弄倒了，一下都被压在了下面。我连忙咬牙起身，把两个孩子从被褥里扒出来。她俩却特别开心，嘻嘻哈哈地笑着，而我却疼得动也不敢动了。一天，见妻子休班，我就跟她说：“多加把火烧烧炕，怎么一点不热呢？”妻子伸过手去摸了摸我褥子下面，说：“这么热，你咋还说不热呢？再热，就把褥子烤糊了！”我伸出手去一摸，可不是，炕滚热滚热的。我顿时意识到，我的腿已经失去了痛温觉。我顺手撅了根炕笤帚篾儿扎了扎小腿，木木的，一点不知道疼。“问题严重了！”我心里顿生对于瘫痪的恐惧。我告诉妻子赶快去一趟医院，让救护车来一趟，拉我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第二天，到医院拍了一张Ｘ光片，并未发现异常。内科主任、外科主任分别给我做了一通检查，初步怀疑我这是风湿引起的腰痛。回到了家里，我开始翻书，最后，我给自己的诊断是“腰椎间盘突出症”。七十年代，这个病还不常见，也没什么好的诊疗手段。我卧床半个多月，症状才渐渐缓解了。

住在郊区虽说偏远，但周围邻里和谐，孩子们也玩得开心。休班没事了，我就和他们藏猫猫，不是躲在这屋，就是藏在那屋，连那个砖木结构的大碗柜，也成了藏人之所。有一次，我和儿子藏猫猫，我藏进一口大缸里让他找，他里外屋找不到，竟然急得大哭起来。到了夏天，妻子用大洗衣盆放上水，端到院子里晒热，然后给两个孩子洗澡。他们坐在盆里玩水，别提有多高兴了，小院里充满了欢声笑语。那年月，家中没什么好吃的东西，女儿小时候奶不够吃，妻子就买来那种大块的饼干，放一块在搪瓷茶缸里，用白开水泡开，吹晾了，递给她一把勺子，她自己就一勺一勺的吃起来。到了冬天，升起了火炉，我就把土豆埋到落灰膛的灰堆里，给他俩烧土豆吃；要不，就把土豆切成薄片，放在炉盖上，两面烙出焦黄的嘎巴，两个孩子吃得津津有味，好像享受了天下最好的美食。

因为地处偏远，人烟稀少，我们就养了一只狗在院子里，取名阿黄。阿黄个子不大，却很通人气。妻子的工作要早晚两班倒，早班天不亮就得走，晚班十点多才能下班。家离市区远，又特别偏僻，晚班我都得去接她回来。那个时候，女儿已经长大了些，把她送到我母亲那里照看，家中只留下儿子。晚上我和孩子吃过饭，玩一会，就哄他睡下，自己坐在书桌前埋头看书直到十点，然后出发去接妻子下班。我走了，没人看家，便只好把孩子一个人锁在屋内。阿黄似乎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等我一出院门，它就离开狗窝，趴到屋门口一动不动。我回来后，还没等从砂石路上拐进巷道，它就早已蹿上狗窝，跳到院墙外面去接我们了。它一路摇着尾巴，跑前跑后，十分高兴。

我们都很喜欢阿黄，有阿黄，夜晚感觉安全多了。一天，我在医院值夜班，家中只有妻子和孩子。大约九十点钟的样子，忽听阿黄狂吠起来，还发出了一阵阵呜呜的叫声，表示它极度愤怒。它开始是在院子里叫，后来就将身子靠在屋门上叫了。妻子心中陡然一惊：“这是有人啊！”她跑到厨房操过一把菜刀握在手上，守在门口听着外面的动静。外面没有人声，只有狗叫。当阿黄退到屋门口发出呜呜的叫声时，妻子的手，已经吓得有些发抖了，不过她坚信：“有阿黄守在门口，人进不来……”过了好一阵子，阿黄平静下来，不再叫了。妻子开门走出去查看，院门插着，里外看不见一个人影。隔了一天，朋友问我：“你前天夜里是不是没在家呀？”我说：“是啊，我在医院值夜班。”他笑了，说：“你养的那条狗可真厉害，说啥也不让我进门。是不是把你媳妇吓坏了，你跟她说一声，那天是我去了……”我笑了，说声“没事”，并没跟他讲妻子如何害怕的情景。

可有一天，阿黄却忽然不见了。开始，我们还以为它跑到外面去了，但左等右等也不见回来，就到附近去找。小巷里，野地上，却怎么也没找到。

“别找了，阿黄大概不是丢了，一定是被人害了……”妻子说。

是啊，妻子说得对，阿黄除了跑出院外接我们，是从不跑远的，怎么会突然走失了呢？

没有了阿黄，我晚上去接妻子，屋门便没有了守卫，当然再也看不见它跑来迎接的身影了。过去，平日里下班回到家，推开院门，阿黄要么站在狗窝上，要么站在院门口，摇动着尾巴看着你，似乎打招呼说：“你回来啦？”而现在，推开了院门，只有空洞洞的狗窝，再没了阿黄的影子。静悄悄的小院，一下子少了一股生气，缺了黄犬迎门的温馨。

更为严重的是，没了阿黄，竟来了贼。

那天夜里，我让妻子和孩子先睡下，我一个人坐在西屋书桌前看书，已经到下半夜两三点钟了，还没睡。忽然，我听见院子里有响动，在夜里听得十分真切。“有人进到院子里来了！”我不由紧张起来，心想：“这屋里灯火通明的，怎么会有人敢来偷东西呢？”但转念又想：“他一定以为屋内虽然亮着灯，但人肯定是睡着了，因为既看不见人影走动，也听不到一点声响……这，该怎么办呢？”我迅速思考着。此刻要是出去，也许会把那人堵在院子里，但可能要有一番搏斗，而我手无缚鸡之力，必定得吃大亏，甚至后果不堪设想。但要不出去，过一会他要进到屋里来怎么办呢？想了想，我决定把他吓走了事。我轻轻放下书，起身绕过书桌，悄悄站到窗前，两手捏住两片窗帘的对边，向两侧猛然拉开。我直直地立在窗下，瞅着外面。外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但在室外，却可以清楚地看见我的身影。我立刻听见院子里有扑腾扑腾的脚步声和一摞砖头被人撞倒的声音，显然，那人惊慌失措地跳出了院子。我回身先到东屋，轻声叫醒了妻子，让她起来，说明情况，然后，我手握一根不足两米的铁管，开门出去察看。妻子随后也跟了出来。我俩房前屋后的看了看，没见人影，就回屋睡下了。第二天下午，妻子洗完了衣服，拿出去晾的时候，忽然发现晾衣绳不见了。我家的那根晾衣绳，其实是一段塑胶銅芯电线，一头拴在院内墙角的一棵树上，另一头固定在房子的砖墙上，共有十来米长。后来我想：这个贼，难道就是来偷一根电线吗？还是想拿了这根电线，接下来再干些什么呢？我家的阿黄，莫非就是这个人给害死的？……当然，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幸而这样的插曲只这一次，以后几年的日子，都是风平浪静的。

作者简介：李汉君，自幼喜书，但读得多，写得少。及长，不过数年知青，数年医生，数年编辑，随波而逐流，漂忽兮不定。转任文吏，缝裁嫁衣，方坐得几年小吉普，转眼又成田舍翁。于是复又埋首书堆，重操楮墨；煮字炼词心缱绻，纸上谈兵意沛然，无他，性本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