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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大水壶子

编辑| 大水壶子

1955年，东明县公安局收到了一封来自开封火柴厂的匿名举报信。

信中，有个姓田的工人吹牛说自己曾在东明市枪杀过八路军。

东明市公安局在接到这封信后立刻派人赶赴开封，组织抓捕行动。警方怎么就能确定信中所说确有其事？这封信是谁写的？背后是否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隐情？

尘封的往事

原来，这张薄如蝉翼的信纸牵扯出的，是当年一桩人命关天的大案。

虽然经过办案人员的全力侦查，真相已经水落石出，但至今仍然在逃的犯罪嫌疑人成了东明市警方的一块“心病”。

而如今这封举报信中再度提及此事，或许就成了本案唯一的突破口。所以无论信中所说是否属实，办案人员都将全力以赴，一探究竟。

事情还要从1944年5月，一支在山东菏泽东明县一带活动的八路军队伍说起。

23日，区部和区队转移到了长兴集乡的大刘寨村宿营。

当晚，6区的几个领导和50多名战士就宿在大刘寨村中。

结果到了子夜时分，村里突然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声中还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

彼时战士们刚经历了连续几天的奔波转移，正是身心俱疲的时候，晚上自然睡得很沉。等大家被敌人的枪声惊醒，在拿上武器进入战斗状态时，敌人早已包围了院子。

众人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搏斗，才终于突出重围。

然而，还没来得及松口气，面前不远处的土坡后竟又有一排子弹齐刷刷的向大家飞射而来，原来敌人早就在此处设下了埋伏。

身为县长的张岸在心中默默祈祷着奇迹的出现。就在这时，敌人身后枪声四起，众人大喜过望，就连张岸自己也没想到，奇迹竟真的发生了。

原来，县大队当晚就驻扎在离大刘寨村不远处的朱口村，听到枪声后他们料想是区部的同志遇袭，于是迅速赶来增援。

在县队同志的帮助下，敌人被打退了，战士们也终于能缓口气。

可大家的面色都很凝重，谁也没有为这场战斗的胜利欢呼雀跃。

清点人数的环节结束后，大家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了。

混乱中，区长和几名区队干部早已不知所踪，还有两名战士身受重伤。

第二天拂晓，战士们在老乡家中找到了区长汪涛以及几名区干部的遗体。另外，几名失踪战士的遗体也在村子里找到了。但代理副区长黄尚卿和两名战士却仍然处于失踪状态。

此时大刘寨村显然已经不安全了，大家也没有时间沉浸在悲痛的情绪当中，他们快速将几名牺牲战士的遗体做好掩埋，继续组织转移。

案发后，县长张岸深感责任重大，于是第一时间对现场进行了细致的观察。

这一看不打紧，倒真看出不少蹊跷来。

区队在进村宿营时，为保安全起见，在村外布置了三处岗哨，而且战士们也分别宿在了三个院落之内，为的就是防止敌人突袭是我军毫无还手之力。

可尽管我军的布防如此严密，还是遭到了敌人的袭击。

张岸分别前往三个院子进行查看，发现三处院落中遭到袭击的竟都是住了人的房子，没住人的房子都完好无损。况且这三处院子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却同时遭遇了袭击。

这就说明这次区队遇袭并非偶然，而是敌人早有预谋。

这就让张岸不由得想到了前不久同志们遭遇的另一场袭击。

彼时区队正宿在焦园乡的甘堂村，离大刘寨村不过数十里，也是到了后半夜才突然传来枪声。不过当时正巧有名战士违纪出村，看见不远处有人影晃动，便开枪示警，因此并未造成太大的人员伤亡。

领导们经过研判，认为大概率是山上的土匪误打误撞找到了他们宿营的地方。

这事也就这么揭过去了。

案情疑点重重

因为此次遇袭，组织安排区部转移到了大刘寨村。

算来区队这两次遇袭相隔还不到十天，况且敌人把我军的宿营安排以及行动路线摸得这么清楚，定然就是算准了来了，不会有错了。

可这究竟是敌人埋伏在村里的暗线所为？还是队伍里出了内奸？

这个问题，张岸一时有些想不明白。

他仔细回想着区队进村时的情景，心中大约有了决断。事不宜迟，他当即找来了当地的公安局局长李仲达，向他描述了区队遇袭时的情况，并向他讲明了心中的猜想。

李仲达听后也觉得事关重大，当天下午就来到案发现场附近了解情况。

案发当晚区队战士们留宿的三座农家小院内，此刻早已是血迹斑斑。

“我们发现李志颜同志和他身旁战士的遗体时，他们就并排躺在这地铺上，好像睡着了一样。”张岸带着李仲达来到屋内，一边讲解着现场的情况。

讲到此处，他的心情又变得沉痛起来。

“慢着，你说发现遗体时他们还是保持着睡着的姿势？”李仲达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仅凭这一句话就能看出端倪。

李志颜是副区长，通过他死亡时的状态，李仲达可以断定，敌人是直奔他们栖身的地方而来，目标非常明确。

经过进一步的走访调查，李仲达发现，区长汪涛和他身边的财政助理员也是还没来得及走出屋子，就已经遇害了。

这就足以说明，队伍里一定出了内奸，不然就算敌人的心思再缜密，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找到干部休息的位置。而这也恰恰印证了县长张岸此前的猜想。

据张岸回忆，区队当天是子夜十分进的村，村民们都已经睡下了，而且大家的动作也比较轻，都是贴着墙根走的，也就不太可能惊动敌人埋伏在村里的暗线，那么就只剩下队伍里有内鬼这一种可能了。

不过他也不敢妄下论断，这才找来了李仲达帮忙分辨。

最重要的是，既然区部已经在村外安排了三处岗哨，那案发当天为何无一人开枪示警呢？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但当务之急，是找到这个内鬼，为区队消除隐患。为此，李仲达找到了当夜值守的战士刘吉。

他反映，案发当天负责安排岗哨的，正是失踪已久的黄尚卿。当夜二更时分，他就让刘吉回屋休息，但此时站下一班岗的战士还没来。而黄尚卿只是随便找了个理由便搪塞了过去，刘吉也没多想，便提前回到了营地。可就在刘吉回去后没多久，村子周围便枪声四起。

“黄尚卿...看来，此人便是案件突破的关键。”这样想着，李仲达叫来随行的警员，部署好接下来的调查计划。

可上哪去找这个黄尚卿呢？

真相水落石出

李仲达思索着，不觉走到了村东头的一家小酒馆前。

看门头上的装饰，这家酒馆开在这里已经有些年头了。

“或许能在此处找到些线索。”这样想着，李仲达迈步走了进去。

此刻已是晌午，店里的跑堂忙不迭地招呼着客人，李仲达和随行的警卫叫了两碗炸酱面，趁着上菜的功夫和小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起来。

“前些日子，前村的财主王保芳来过，和他一起来的男人腰间别着手枪，就坐在那一桌。”小二说着，煞有介事的指了指靠窗的位置。

要知道，在这样一个小村子里，腰间别着手枪的男人可并不多见。

“和他一起来的那人长什么样？”李仲达不失时机地追问下去。

“面相看着挺白净，下巴左侧有道疤。”

小二口中说的这人，正是黄尚卿。

黄尚卿身为八路军干部，怎么会和财主走到一起？

顺着这条线索，李仲达打听到他们曾在案发前几日到大刘寨村找一个名叫王豁子的人。

这个王豁子也是财主，还是王保芳的侄子，线索一下子就串了起来。

再结合黄尚卿在案发当晚的种种可疑行为，李仲达判断，这几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而且黄尚卿很可能就是区队里的内奸。

次日，他就对局里下达了抓捕犯罪嫌疑人王保芳、王豁子到案的命令。

同时，李仲达还派出侦查员调查黄尚卿的下落。

由于本案尚未有定论，他在派出侦查员时特意交代，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先不要轻举妄动，这是对八路军队员的一种尊重，也避免打草惊蛇。

这天傍晚，侦查员刘宪义就匆匆赶回局里汇报情况。

“我找到黄尚卿了，他还认出我来了。”

刘宪义的说法让局里的同事都跟着提了口气。

“当时他正挽着个窑姐从窑子铺里出来，我俩迎面就遇上了。他特地上前来嘱咐我，让我不要把看到的事告诉八路军，还说他现在已经不做八路军了，在伪军手下当起了分队长。”

李仲达闻此怒不可遏，此时王保芳、王豁子二人已经被缉拿归案。

稍微平复了情绪，李仲达转身向审讯室走去。

谁料这二王竟是胆小如鼠之辈，直接就对偷袭我军区部的事供认不讳。

原来，1944年初，区队曾在王保芳家借宿过一段时间。

但八路军干革命干是为穷苦百姓谋福祉，与王保芳这些敛财之辈自然不是一路人。

彼时的王保芳就已经和村里的伪军头子打得火热，伪军听说有八路军住进了王保芳家里，便让他想办法在其中培植势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王保芳发现黄尚卿跟其他坐怀不乱的八路军不同，他的道德底线很低，比较容易“策反”。

其实，这也和黄尚卿从小成长的环境有关。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黄尚卿却是个被幸福包围着长大的小孩，前半生几乎没遇到过什么挫折。靠着家里的基业，他盖了新房，娶妻生子，日子过得十分快活。

可树大招风，后来他的家产都被破村而入的日伪军霸占，就连妻子也被人抢走了。

为了活命，黄尚卿投靠了八路军。因为为人圆滑，他很快得到了重用，升任区副队长，但心里却始终盘算着娇妻美妾，喝酒吃肉。

可在八路军队伍中哪有这样的机会？

王保芳在了解到这些后，便投其所好，经常偷偷请他喝酒吃肉，还把自己的老婆送去服侍他。在这样的诱惑之下，黄尚卿背叛了革命，成了日伪军的走狗。

显然，策划两次袭击的凶手非黄尚卿莫属了。

5月底，嫌疑人王保芳、王豁子纷纷认罪伏法，被执行死刑，黄尚卿却依旧潜逃在外。

直到十余年后，警方在收到举报信后一路追查来到开封，才终于将他缉拿归案。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还有一个谜团没有解开，这举报信到底是谁写的呢？

日本投降后，一直潜逃在外的黄尚卿就过上了东躲西藏的生活，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时期。

1949年大西南解放后，黄尚卿化名田火，到火柴厂当了一名工人。

由于身形瘦弱，田火经常被其他工友欺负，而他的姘头刘青经常拿此事调侃他。

一天，田火喝酒后回到家，刘青的话深深伤害了他的自尊，于是他便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了曾经枪杀八路军的事实。

刘青听后吓得不轻，生怕自己日后被牵连，于是连夜写了封举报信寄往东明市公安局。

1955年5月20日，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黄尚卿终于为曾经所犯的罪孽付出了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