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周馥曾祖周礼俗和祖父周乐鸣时代，家居靠近县城，得水陆交通之便，农商兼营，渐成缙绅之家，家业兴盛。到其父周光德手中，家境衰落，大不如前。

周光德为重振家族雄风，对儿子周馥寄予厚望。幼时，就不惜破费，搜集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人碑帖，促儿子练字，一练数年，坚持不懈。

周光德对儿子说：“富贵当以诗书培其脉，以勤俭植其基”，字既具“品性”，又关“福泽”，意思是说，要想今后有大出息，就得有满腹诗文，练就一笔好字。

周馥的出身已经不能算显赫，在其幼年时家乡的淮河多次泛滥，老百姓经常是“丰年三分饱，饥年埋骸骨”，以致常年都有大批老乡成群结队到外地做乞丐，成为安徽的一大陋俗。

这些触目惊心的画面给幼年周馥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他十几岁时就立志要“为黎民谋温饱，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淳朴信念，如果周馥身处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的康乾盛世，或许他的理想就有实现的可能。

但是个人无法选择生活的时代，这也就预先注定了像他这样忧国忧民的品格，最终必将在晚清腐败的官场中遭逢失意和排挤，成为一个悲哀的孤独者。

一、周馥对造福百姓的信念

人一生很难碰到太多的机遇，但只要能在关键时刻把握住，那么就会迎来决定性的转折，周馥就是这样。

乱世出英雄这句话用到周馥身上或许比较贴切，就在他迈入成年之际，太平天国战争把他的家乡变成了一片血肉模糊的战场。

在这样的战乱环境中，无论读书、务农、做工，经商皆难以养家糊口，从军几乎就是唯一的出路。

而恰恰就在此际，曾国藩命令李鸿章从老家安徽招募兵员和幕僚，组建军，周馥抓住了生平最重要的一个转机。

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协助李鸿章组建淮军起，周馥就一直追随着李鸿章南北驱驰，是李鸿章帐下重要的幕僚。

不论这种行为在后人看来是依英才也罢，还是“傍大款”也罢，投靠李鸿章无疑成为周馥一生转折的起点。

以后几十年中他在晚清政坛辗转腾挪，从一个又一个动感地带安全过渡到稳定地带，皆有李鸿章暗中伸手相助。

否则腐败的封建官场和残酷的政治倾轧或许早就将他这样一个敢于“触龙须”、讲真话、办实事的耿直之士淘汰出局了。

襄赞军务是周馥早期幕僚生涯的主要活动，这一时期他还很少直接介入具体的战争指挥，只是协助筹措调拨军火、物资，招募和补充兵员。

但周馥在李鸿章幕下目睹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对封建制度的腐朽感触尤深，这段幕僚经历对他形成报效国家造福百姓的坚定信念影响很大。

后半生竭力经营克己奉公的事迹也印证了周馥志向弥深。周馥真正由一名出谋划策的幕僚转变为开府执印的官吏，是从李鸿章剿灭捻军后于1871年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开始的。

那年夏秋之际，直隶境内“阴雨连绵，数月不止，河水盛涨，奔堤决口”，仅永定河就漫决三十余处，造成数百年罕见的水灾。

7月周馥临危受命，负责筹办永定河的堵筑事宜，很多过去经手治理过永定河的官吏都认为“直隶各河唯永定河号称难治”，这个任务对谁来说都是块“硬骨头”。

周馥抵任后，对永定河流域进行了实地考察，找出了永定河连年决口的原因所在：河势直趋东南，但现今堤坝拐向偏东。

河长二百余里，上下宽数里或数十里，中段却非常狭窄，只有一里或半里，水涨则溢水，落则淤，淤必复溢，夏秋期间隐患很大。

因此，周馥提出了“改道东趋，放堤使宽”的治河原则。这是一种着眼长远，标本兼治的治理方法，但因牵涉面广，耗资较大，没有被清政府采纳。

就此，周馥只能为暂时阻止河水涨溢，选择永定河险要地段修筑石堤，但他并未搁置此事，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间，周馥排除阻力，筹集款项整治永定河。

这一时期的清王朝，正处于扫平国内各类农民起义后相对和平的“同治中兴”阶段，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大力推行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

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鼓吹者自然不甘人后，便先从治理直隶总督府所在地-天津城下手。

他认为天津乃渤海湾的出口，又是京师门户，战略地位重要，但旧城倾塌，不能阻挡华北平原上五大河水患的冲击。

为加强海防，将天津变成政治军事要塞，李鸿章决定在旧城之北建筑天津新城，在治河一事初战告捷之后，李鸿章就将营建天津新城的任务交给周馥这个能啃“硬骨头”的得力干将。

周馥迈上了宦海生涯最顺利的阶段。营建工作从1873年开始，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建成了包括内外城垣、总督衙门、主要街道在内的新天津城。

为以后北洋海军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基地。后来天津绅商建议捐款修筑由天津城东到租界的马路，周馥带头捐银一万两，路修成后商民称便。

此外周馥还奏请设立了市政工程局，专门负责市政工程建设，集资拓宽街道、疏浚沟、设立警察维持秩序、改善供水。

经过周馥的一番治理，天津“气象肃然，天津商埠之盛自此始”。在统治者眼中，营建天津新城最主要的目的倒还不在于便利商贸，而是要在此筹建北洋海军。

二、周馥的进步观念

周馥早就认识到海防的重要，认为国家治安之道，尤以海防为重，中国沿海数千里，洋舶骈集，为千古谋创局，决不能闭关自治。

这种进步观念很受李鸿章的赏识，称赞他“才识周远，沈较有为，能胜艰巨”，“筹办军务、许务、海防，力顾大局，劳怨不辞”。

于是在天津市政建设基本完成之后，熟悉淮军军务事宜的用馥于1881年顺理成章地出任津海关道台，同时兼任北洋行营翼长职务，担当起协助李鸿章组建北洋海军的重任。

要想创建近代化的海军，就必须修建屯泊船舰的港口、检修船舰的船坞及相应的炮台，这样修建旅顺船坞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旅顺“东南西三面环海，群山矗立，南距登州只二百里，西距大沽五百余里，实为渤海之门户，北洋之首冲，敌若据之，直奉两省皆不能安枕。”

李鸿章在沿海考察后曾说：“综览北洋海岸水师扼要之所，惟旅顺口、威海卫两处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而威海卫工巨费烦，故先经营旅顺，以为战舰收宿重地，兼以屏蔽奉省，控制大沽。”

1881年，周馥、马建忠随李鸿章到旅顺察看地形，筹划海港。由于工程巨大，并且技术要求高，中国人自己无法承办，只能承包给外国人。

当时打算承包此项工程的洋匠很多，不是要价过高，就是不能永保坚固。后来周馥多方物色，选中了善办船坞工程的法国人德威尼。

因其“所开做法条理周详，价值亦较核实，且有法国银行作保”，如果“工程不精”，可“责成该银行赔偿”。

随后，双方于1886年10月签订了修建合同。督办旅顺船坞工程之始，周馥认为威海卫和大连湾两处为北洋停泊兵舰的要塞，建议在这两个地方设防，最终被李鸿章采纳。

以后，周馥历经艰苦，多次到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等处督察船坞和炮台工程。经过周馥等人的艰苦努力，1890年秋，旅顺船坞工程如期竣工。

薛福成曾称赞旅顺船坞工程规模非常宏大，是中国坞澳之冠。周馥与丁汝昌、刘汝翼前往验收，他们经过详细勘察，发现工程堪称完美。

“全坞石工俱用山东大块方石垩，以西洋塞门德土凝结，无缝、平整、坚实，堪为油修铁甲舰之用……凡船入坞油底之后，即可出坞靠岸镶配修整，做工极为便利。”

李鸿章也曾骄傲地宣称：“嗣后北洋海军战舰遇有损坏，均可就近入坞修理，无庸借助日本、香港诸石坞，洵为缓急可恃，并无须糜费巨资。

从此量力筹划，逐渐扩充，将见北洋海军规模足以雄视一切，渤海门户深固不摇，其裨益于海防大局，诚非浅鲜。”

就整个旅顺海防工程来说，在当时堪为配套完善的远东一流近代海军基地。完成督办旅顺船坞建设是周馥在津海关道一职上最主要的成就，可周馥对北洋海军快速成军的贡献还远不止此。

1888年5月，周馥奉旨补授直隶按察使，随后便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会同丁汝昌等其他海军统领议订《北洋海军章程》。周馥随即参照各国海军规章，详加筹划。

经他制订的章程明确规定了船舰等级、人编制、饷俸杂支以及人员升擢等事，赏罚各有条例，并规定每隔三年举行一次大会操。

整个章程条目巨细，十分正规。周馥出色完成此项任务后，曾吟诗“天使鸿荒破，人须故辙移。饱腾看士气，十万壮熊罴”，可见他当时的心情是非常豪迈的。

因为他觉得章程制定后军队就可训练有素，战斗力无疑将大为增强。后人对其制定《北洋海军章程》的功劳评价甚高，称赞他“襄订海军章制，以树立全国海军基础”。

三、总结

这是周馥宦海生涯最为得意的一段时期，因为他预感到凭借自己扎扎实实的操办和经营，一支新兴的近代化海军就要在远东崛起，洋务运动“求强”的目标将率先从海防开始逐步兑现。

但是，一个处于衰世的国家不可能仅仅凭借军事的现代化走上富强之路，更何况就连这举世瞩目的海军建设也因政府的腐败而大打折扣，接踵而来的形势不免令人失望。

按照章程规定，海军战舰每隔三年就要出海校阅一次。1891年是第一个校阅之年。5月，周馥随李鸿章从大沽出发，先后到旅顺、大连、威海卫、刘公品、胶州、烟台等地。

校海军装营阵法、施放鱼雷、演习打粑，并巡阅海军设施、验收炮台。巡阅中，周馥看到北洋海军初县规樊，于1888年以后，军费被挪用修建和码，将未添里新兵舰，实力的不能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