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宋庆龄的两位洋秘书：和史沫特莱最终决裂，与王安娜40载书信情缘)

史沫特莱

在宋庆龄的一生中，曾有过十几个秘书。她对自己的秘书真诚相待，希望他们能与自己一起助力革命事业的发展。

十几个秘书有着不同的国籍和身份，但是都与宋庆龄关系甚佳，有的甚至还与宋庆龄成为了终生挚友。

宋庆龄与她的这些秘书，有着数段特别的故事，后来汤雄还为他们写了一本书叫《宋庆龄和她的秘书们》。

在这十几位秘书之中，有着两位洋秘书，因着她们的身份和与宋庆龄的关系，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这两位秘书分别是史沫特莱和王安娜。

宋庆龄与两人关系都不错，但因为各自迥异的性格，她最终与史沫特莱决裂，但却与王安娜保持了一生的友谊。

王安娜

1931年8月，莫利爱路29号的寓所里，宋庆龄正在等待一个外国记者的到访。

这个外国记者就是史沫特莱。

宋庆龄非常期待与史沫特莱的见面，尽管此时她还并不认识史沫特莱。

这次会面始于一个营救计划，当时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夫妇，在上海公共租界被逮捕，宋庆龄知道后，立马着手营救。

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派到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联络员，虽然职位不高，但却接触到了许多机密要事。

两人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他们被捕后，共产国际立马发出救援行动。史沫特莱就是受共产国际所托，找宋庆龄共同营救牛兰夫妇。

左起：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

史沫特莱当时是《法兰克福日报》的驻沪记者，她写信给宋庆龄，希望能与宋庆龄有几分钟的见面机会，共同商讨营救的具体细节。

宋庆龄收到的信件是由助手胡兰畦收集的。当天，她在一大堆信件中看到了一封英文信，她看过后对写信的人很有好感。

宋庆龄指着信件对胡兰畦说：“这封英文信写得好，英文基础也很好，话虽没几句，但语言和用词都很美”。

看完信后，宋庆龄当即给史沫特莱写了回信，答应在寓所接见史沫特莱。

两人见面时，宋庆龄从座椅上站起来，与史沫特莱行握手礼。

林语堂、鲁迅、宋庆龄、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被她雍容华贵的气质所吸引，情不自禁地用英语说道：“敬爱的孙夫人，您不愧为东方最伟大的女性，能见到您，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史沫特莱的全名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她身材高大，是个性格豪爽的美国女子。

她出生于美国密苏州北部的一个贫苦的家庭，曾当过烟厂工人，也曾做过书报推销员，是个经历波折的女子。

后来，她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撰稿，这是她踏入革命的第一步。

1928年，德国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日报》，发现史沫特莱的文采和能力，邀请她为驻远东特派记者。

史沫特莱在延安

也是因为这个身份，她才得以与宋庆龄结识。成为记者后不久，史沫特莱就来到中国东北地区进行采访。

她经过调查，写了许多文章，揭露日本的狼子野心，但编辑认为无法证实，因为怀疑这些文章的真实性，而没有给予发表。

直到1937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些文章才陆续在报纸上刊登。

由这些可以看出，史沫特莱专业的写作水准和她的新闻敏感性，这也是她受到宋庆龄看重的原因。

之后史沫特莱来到上海，发布了许多表达抗日情绪的文章。

当时上海正处于白色恐怖统治之中，她这些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文章引得国民政府当局不满。

史沫特莱来延安

在这样的环境下史沫特莱只能事事小心谨慎，但是面对需要被帮助的人，她依然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史沫特莱从小就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险恶环境，她从来不会惧怕。她的性格从她的穿搭上就能看出一二。

她的穿戴离不了一点红色，无论是深蓝衣服上的一朵康乃馨，帽子上的一只红鸟，还是红色的运动衫，都表现出了她独特的性格。

她憎恶邪恶，对入侵者深恶痛绝，这一点上她与宋庆龄非常相似。

于是在这次会面后，史沫特莱和宋庆龄一见如故，在短时间的来往后，她们成为了亲密的战友。

史沫特莱（右一）

史沫特莱对于宋庆龄的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史沫特本以为像这样的大人物，都是高高在上，派头十足，却没想到宋庆龄与她想象的完全不同。

她不仅没有高高在上，反而还与史沫特莱交谈甚欢，体现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出于对史沫特才能的赞赏，宋庆龄邀请了她来担任自己的英文秘书。

那段时间，宋庆龄因为频繁营救革命志士，反动派对她的行为极其不满，在她的生活中设立了诸多阻碍。

一天，宋庆龄刚参加完一个聚会，她带着史沫特莱坐车回去的路上，遇见了两个男人厮打着拦在路中间。

看着两人诡异的行为，史沫特莱觉察到不对劲，她当即下车，想要查看究竟。

结果她刚一下车，那两个人就朝她挥舞拳头，好在史沫特莱身手灵活躲开了。

两人的目标是车上的宋庆龄，见状，史沫特莱对司机大喊：“快开车！”

司机急忙踩下油门，史沫特莱见车开远后，从身上摸出一只哨子使劲吹起来。

接着两个警察闻声跑来，而史沫特莱也因此得以脱身。

史沫特莱比宋庆龄大几岁，她一直担任着保护宋庆龄的角色，两人也一直是亲密的姐妹关系。

可惜的是史沫特莱太过于特立独行，最终她的行为导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破裂。

1933年初春，莫斯科一家出版社找到史沫特莱，说是愿意为她撰写的新书预付稿费，史沫特莱自然答应了。

次年，宋庆龄想要创办一本叫《中国之声》的英文杂志，她托人带口信，给当时远在苏联的史沫特莱，希望史沫特莱能帮忙去纽约，筹集资金和邀请专业人员来帮忙。

为了创办中国之声，宋庆龄先后3次将费用拨给史沫特莱。

可是令宋庆龄失望的是，史沫特莱并没有将全部的资金用于创办《中国之声》，而是将一部分钱作为他用。

知道这件事的宋庆龄对于史沫特莱非常不满，她严厉地批评了史沫特莱的行为。

而史沫特莱一意孤行，对于自己所认定的事，她向来不会认错。

有些时候，这是她的优点，但有些时候，这也是缺点。

宋庆龄和史沫特莱的关系仅仅维持到1936年。

在这一年，宋庆龄在报刊上发表声明，否认史沫特莱是她的英文秘书。至此，两人关系彻底决裂。

许多年后，中共党史出版社公布了宋庆龄的一封密信。

这是宋庆龄写给共产国际负责人王明的一封密函，在这封信中，她提到了史沫特莱，也写明了与史沫特莱关系决裂的另一个原因：

“……史沫特莱小姐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

其实早在史沫特莱在广州考察期间，就曾因为身份原因，被当地警察局逮捕，原因是史沫特莱是一名持美国假护照的俄国布尔什维克。

而且，她还多次组织组织左翼人士和地下党聚会，也因此被盯梢。她的工作方法给党的安全造成很大威胁，所以宋庆龄希望王明加以重视。

更恶劣的是，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中，没有征得中共领导同意，就擅自发表国共双方的密约，给双方都造成很大被动。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宋庆龄对史沫特莱这个朋友并非无情，只是在革命时代下，她需要更稳重的朋友帮她办事，帮助她进行革命。

与史沫特莱不同，宋庆龄与她的另一位秘书王安娜则一直保持着联系，并有着40载的书信来往。

王安娜与丈夫

两人来往的信件之中，不少都是关于私人之事。

王安娜知道宋庆龄有保护隐私的习惯，所以她并未向外透露宋庆龄给她写的信。

直到她死后，她的儿子王黎明在家中整理遗物时，看到了她生前遗留下来的几个装有文件的大纸箱子。

在这些箱子里面，有许多都是宋庆龄的信件，共有将近300封，都是宋庆龄写给王安娜的私人信件。

王黎明惊呆了，王安娜虽然有向他展示过几封信，但他从来不知道这信居然有几百封之多。

300封信件，40载的书信来往，这是宋庆龄与王安娜在秘书这个身份之外的情感联系，是两个人深厚友谊的见证。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是德国人。自1931年起，她就积极参加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她与在德国留学的王炳南相识相恋。

1936年，王炳南回到中国，已经与他结婚的利泽也跟随他来到中国。

来到中国后，利泽才根据中国人的习惯，改名为王安娜。

王安娜与王炳南都是在周恩来的手下工作。他们主管外事，王安娜熟悉德文、英文和法文，还有非常好的文采和口才，也协助做了不少对外宣传方面的工作。

宋庆龄与王安娜的相识是通过何香凝的关系。

王安娜能力突出，宋庆龄一眼就看中了她。在1942年，宋庆龄邀请王安娜担任自己的外文秘书。

王安娜一家

至此以后，王安娜便成为她的得力助手，后来更是成为了挚友。

在刚来到中国时，王安娜与丈夫辗转西安、上海等地参与革命工作。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王安娜和王炳南一起参加八路军，在里面做联络和统战工作。

王安娜很喜欢中国，对于她来说，中国是她的第二故乡，在她之后的许多文章里，我们都能看到中国的影子。

她来到中国后，对日本的侵略深恶痛绝，为了宣传抗日，她时常穿着中国服装，在上海和西安的社交场所，用英语来宣传抗日。

来到中国后不久，王安娜就从追随王炳南革命而转变成为自主革命。

1939年8月，王安娜夫妇与叶剑英（右一）

她曾向许多外来的人介绍中国的现状，也为中国当时的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与宋庆龄一样，是个伟大的女性。

王安娜的性格与史沫特莱有很大的不同，她为人正义温和，很会为别人考虑。

当时，革命者的生活中时常跟着一些特务。其他八路军办事处的成员，都对其表现出嫌弃和愤恨，但王王安娜却难以对这些人表现出厌恶的情感。

相反，她出于怜悯心而找这些人谈话，询问他们为何干这种卑鄙的事，却不去做正当的职业。

她的话语温和且无敌意，经过她的善意劝说，这些特务也羞愧地低头离开。

后来，王安娜决定与丈夫一起动身前往重庆。但王安娜却在这时突然接到上级的通知，让她以保卫中国同盟代表的身份，帮助宋庆龄护送一批物资前往抗日前线。

接到这个任务时，王安娜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她知道比起与丈夫的分别，上级的任务更为重要。

后来，她又与何香凝结识，又通过何香凝，见到了宋庆龄。宋庆龄见识到了王安娜的才能，并聘请她为自己的秘书。

宋庆龄除了非常看重王安娜的才能外，也很喜欢王安娜的为人，在与她互相通信几次后，宋庆龄一直将王安娜作为自己一生的挚友。

王安娜（中）与在华国际友人

宋庆龄与王安娜的通信开始于1942年。

在几封信件来往后，宋庆龄亲切地称呼王安娜为“亲爱的安娜”。

直到她去世，这个称呼也没改变，这也预示着两人的关系从未发生变故。

相比于史沫特莱，宋庆龄与王安娜的友谊要深厚得多。

两人的第一封信是在1942年的3月3日，在这第一封信中，宋庆龄对王安娜很客气地称呼王安娜为“王小姐”。

第二封信之中，她又直接称呼“王安娜”，直到第三封信，她就改称为“亲爱的安娜”。

三封信件，三个称呼，这代表着宋庆龄与王安娜感情的迅速变化。

她们在几封信件来往之后就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并且没有产生任何情感的裂缝，这是非常难得的。

1955年，王安娜离开中国，回到阔别20年的德国。

但她在中国的羁绊，却没有因此斩断，甚至可以说她的整个心都留在了中国，留在了她常年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对于宋庆龄，王安娜始终是敬仰的态度，她很庆幸与宋庆龄的相遇。

虽然她离开了中国，但之后的日子里，她不管走到哪里，在她书房的小桌子上，总摆放着宋庆龄的照片。

她与宋庆龄虽然分开了，但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直到宋庆龄去世。

王安娜在自己的一本书中写到：“从1938年开始，直到1955年，孙夫人和我一直保持合作，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对她的尊敬和仰慕与日俱增。”

后来由于一些因素，宋庆龄无法再给王安娜写信，但两人也没有因此断了联系，因为宋庆龄采取了一个巧妙又有趣的办法。

在建国初期时，宋庆龄组织创办了中国杂志《中国建设》，这个杂志将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曾打给世界人民，后更名为《今日中国》。

在无法写信给王安娜之后，宋庆龄即借助这个杂志继续保持着和她的联系。

她每隔一段时间，便给王安娜寄去一份《中国建设》的杂志，然后亲笔写上收信人和发信人的地址，告诉王安娜自己还可以写信，同时也告诉王安娜自己还想念着她。

而王安娜也确实理解并领会到宋庆龄要传达的想法。

1979年，在两人分别多年后，王安娜收邓颖超及康克清邀请，重返中国与宋庆龄相聚。

2年后的5月，宋庆龄病逝，她与王安娜的友谊持续了一生，与史沫特莱关系的决裂，也能从这段持续一生的友谊之中找到原因。

在迥异的性格之外，一段关系的继续需要双方的尊重和对各自的理解，太过自我只会导致情感的破裂，史沫特莱或许正是如此。

1990年，王安娜在德国病逝，她是第一位获得国家军衔的外国女性。

而史沫特莱早在40年前的1950年5月6日，因手术不治在伦敦逝世，终年58岁。

特别地，史沫特莱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中国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间，碑文由朱老总亲自撰写：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